生動盟X親子天下:降低產後憂鬱風險,丹麥、德國、日本,產後照顧公共化接住育兒家庭

前言:2022年開始,生動盟與親子天下合作「產後憂鬱」專欄,透過介紹丹麥、日本、德國公共化的產後照顧服務,看見產後家庭的需求,提升政府和社會大眾對產後憂鬱的重視與認識。期待台灣未來的產後照顧能逐漸從過度仰賴個人家庭資源,到真正落實「0~6歲國家一起養」的育兒政策。

降低產後憂鬱風險,丹麥、德國、日本,產後照顧公共化接住育兒家庭

文:諶淑婷(生動盟理事長)

台灣產婦的產後憂鬱盛行率高於其他國家,儘管衛福部有針對弱勢家庭的孕產婦給予關懷服務,但是3年來的服務個案少,一般產婦也不在照護範圍內。其他國家是如何做好產前、產後照顧,用國家的力量照顧育兒家庭?

去年11月,一名35歲王姓婦女,因罹患產後憂鬱症,以毛毯、塑膠袋悶死年僅2月大兒子後,自殺未果,她在自首後寫下自白書:「寶寶走了…是我害的,因為我根本不了解他,…雖然長輩說是為我好,卻不知道這已經造成我的壓力了,連母乳都沒有了…親手殺了自己的孩子,我對不起他。如果可以的話,我想重新來過,可惜說什麼都太晚了。」

在此之前,另一名吳姓婦人因丈夫在外工作、僅週末返家,獨自撐起長子及早產次子照顧工作,罹患產後憂鬱症的她,因感冒多日,忍不住毆打哭鬧的次子致死。她在法庭上說,每天都很負面、壓力很大,直到現在接受治療吃藥,精神、身體才慢慢恢復。吳婦丈夫也替妻子求情,長子很黏媽媽,次子的生活與復健都是妻子一手處理,這些他都不敢做,妻子是很認真的媽媽。

台灣產後憂鬱症盛行率高 缺乏公共化照護 

類似的新聞案件總是一再發生,讓孕產婦心理健康與需求議題浮上檯面,可惜討論火花稍縱即逝,直到下一次悲劇發生。台灣女性發生產後憂鬱症機率約為10%~26.8%,在國際間屬於高盛行率的國家,進入孕產期的女性,除了要面對身體和生活的變化,還要承受伴隨而來的母職調適與社會期待。

女性在懷孕和產後的心理健康會影響到新生兒的照護和健康,所以產後憂鬱時常與兒虐問題被綁在一起討論。國民健康署於2017年起以「高風險孕產婦健康管理試辦計畫」,提供高風險及弱勢族群(如未成年、受家暴、偏鄉等等)女性孕期至產後6週的個案管理關懷追蹤及轉介等服務。

但這個政策只針對特殊個案,2017年至2020年5月,僅5,766位孕產婦接受服務。無法進入這個共同照護網絡的一般產婦,在台灣坐月子的傳統下,有些由長輩照顧,或請月嫂到府服務,但近年產後護理機構(坐月子中心)最為盛行。

為了接住產後憂鬱的產婦,心理師謝明慧建議,產後護理之家和月子中心都可以增加相關教育訓練,也可以與治療所合作,當產婦有低潮傾向時,及早轉給心理師,對產婦來說,不用去醫療院所求診精神科,求助門檻也會降低。

其他國家又是如何做好產前、產後照顧,用國家的力量照顧育兒家庭?

丹麥:公衛護士家訪、家長支持團體共同育兒

2019在丹麥懷孕生子的 Tina,因為夫妻倆人旅居國外,對於第一次當爸媽十分緊張。提及丹麥的產後照護,Tina 直言,讓她獲益最多的,是產後72小時來訪的公衛護士(sundhedsplejerske)。

公衛護士會在一年內到產家訪視六次,寶寶剛出生的第一週來一次,接下來是一個月、兩個月、四個月、六個月、十個月,她會檢查寶寶身高體重、餵奶頻率與大小便,提醒Tina夫妻隨著寶寶成長,可以增加不一樣的親子互動等等,每次幾乎待上一個小時左右,「這是我覺得丹麥生產醫療最棒的一環,護士對我們家有一定的了解,她會觀察整個家的狀況,伴侶是否有支持育兒,她還問我有沒有獨處休息、出門散步的時間,當寶寶開始吃副食品時,她也會和我討怎麼準備與餵食,我們建立起彼此信賴的關係。」Tina 說。

同樣在丹麥懷孕生產的 Angie,產前參加了兩次醫院給準爸媽的課程,一次是關於生產的說明與生產時緩解疼痛的選擇;另一次是關於哺乳和照顧新生兒技巧。

產後,她還參加了由公衛護士組織的「媽媽團」(Mødregruppe,英文是mother’s group),在公衛護士的安排下,社區內孕期相近的女性會結成群組(嬰兒6-8週大時,聚集約6位同時分娩的母親),在定期聚會時交流寶寶睡眠、飲食、健康等問題,或是到彼此家裡聚會、一起去公園散步、帶著嬰兒去游泳。

媽媽團之外,丹麥同樣也設有「爸爸團」,讓請育嬰假的爸爸可以彼此相約育兒,市公所甚至提供爸爸育兒專用的室內場地,安排演講和講座,讓爸爸有機會結識其他父親,整體社會文化非常友善父母育兒。

德國:婦產科照顧傷口也照顧產婦身心

今年一月剛在德國成為新手媽媽的思昀,意外提早剖腹產,產後住院六天,進入不斷抽血、打抗生素、吃藥、擠奶的循環中,非常有產後低潮的可能,但德國婦產科非常重視產婦身心狀況,當思昀​知道寶寶有六根手指頭時,她在病房看著窗外流淚,想著是不是自己不夠小心,才讓寶寶有這樣的狀況,剛好醫生前來問診,發現她在流淚,馬上拉著椅子坐下,耐心傾聽她的擔憂。醫生這種以產婦為主、用理所當然的態度馬上採取照顧行為,接住了她的情緒,憂鬱也一掃而空。

在住院期間,有醫生問診每天關切,也有社工關心心情、助產士檢查傷口、擦澡、清惡露。甚至在出院後,醫護人員也安排她練習接手幫寶寶換尿布、更衣、拍嗝、親餵和使用乳盾等育兒技巧。

雖然醫生和助產士鼓勵親餵,但產婦會拿到一張可到藥局租用電動擠乳器的處方籤,大大減輕經濟負擔,也讓產婦在哺乳方式的選擇多了支持和彈性。

和很多新手媽媽一樣,出院後思昀哺乳並不順利,不過政府在產前就安排好的助產士 Mona 很快到家裡,協助規劃親餵的節奏和技巧,也示範幫寶寶洗澡、帶寶寶出門、安撫寶寶,「她總是認真傾聽和肯定我的努力,告訴我,You are doing well, Szu-Yun。」這樣的助產士訪視共有約12次,剛開始是每天來,之後變成一週、兩週、一個月,直到寶寶滿三個月才退場,新手父母才終於「畢業」。

當初懷孕時,思昀很緊張問醫生大概準備多少錢,醫生滿臉疑惑得說:「聽不懂這個問題。」本來以為是語言溝通不良,實際上是德國人只要有公保,生產費用就會有保險公司支付,就連產前提供給準爸媽的分娩與嬰兒護理課程,媽媽部分也是由保險支付。思昀忘不了醫生困惑的表情,「難怪這裡生育率那麼高了。」

日本:公共化的產後照護機構,減輕經濟負擔

鄰近的日本,產後照護的文化和台灣類似,但是在「做月子」這件事上卻是透過公共化的服務,來減輕經濟負擔。

日本奈良女子大學性別文化學文化中心助教曾璟蕙,忘不了自己生產後只休息了3個小時,就自己走去餵奶,在住院的5天內,有助產師傳授各種育兒技巧與經驗,「生產不是生病,產婦怎麼能躺著,雖然日本推動母嬰同室政策沒有那麼明確,產婦可以自己決定是否推回嬰兒室,但我觀察,很少看到嬰兒室裡有寶寶。」

曾璟蕙表示,日本媽媽出院後,大多是在婆婆或媽媽協助下,合力照顧嬰兒,如果沒有後援,也能以每晚3,750日圓(約台幣874元)延長住院時間(最長1週),或是申請1個小時500日圓(約台幣116元)的家務育兒幫手(上限20小時)在家育兒。

在此之後,多數媽媽就要開始獨力照顧孩子,雖然這個現象導致日本媽媽產後憂鬱比例高,但也間接讓日本社會對產後憂鬱知覺性也高,一般男性都知道女性產後到半年情緒特別低潮敏感,感覺憂鬱的媽媽也會主動諮詢,或是每天到社區公民館、親子館、公園,互相交流經驗,讓自己有個紓壓、吐苦水的管道。

為了處理產後憂鬱與防止兒童虐待問題,日本產後照顧設施以公營為主,是各縣市沒有統一作法,依照預算發展措施,找助產院或醫療診所合作。

以奈良的產後照顧中心為例,服務對象為區域民眾,限定產後一年內、沒有育兒資源、媽媽身心狀況不佳或是自認無法育兒的女性。產後照顧中心會協助女性調理身體與哺乳諮詢、育兒指導,一天含三餐6千日圓(約台幣1千4百元),如選擇通勤不住宿,則為3千日圓(約台幣700元),不過無論哪一種都只能使用七天。

至於私人的產後照顧中心,則是用來當緊急備案。日本媽媽大多是在伴侶外地出差、幫忙育兒的長輩有事時,才會臨時住兩天一夜或三天兩夜,屬於緊急育兒備案,而非讓產婦休養之用。

以全面性孕產照護設計,減少產後憂鬱風險

曾璟蕙說,日本人很羨慕台灣產後護理機構的服務,但一晚動輒5千元以上的房價,還要住上好幾週,從懷孕到產後要花幾10萬元,甚至更多,高昂的費用讓人卻步。

她分析台日差異,台灣媽媽看似比日本媽媽幸福,有選擇如何坐月子的自由,不用生產完只能靠自己,但這些產後照顧是花大錢換來的,「台灣政府應該編預算提供公共化的產後照護機構,並可參考日本模式,讓助產師、泌乳顧問等分娩與育兒專業人士提供媽媽好的照護,最重要的是,要將女性置於產後護理的中心,不分階級,公共化產後服務應是國家福祉的重要環節之一。」

呼應曾璟蕙的想法,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施麗雯也建議,政府若要推動真正友善女性的生育政策,應提供全面性孕產照護設計,例如將能提供專業提供助產照護的助產師納入產科醫護團隊,並在孕產期間提供產前關懷與產後訪視,減少產後憂鬱風險。

原文出處:https://reurl.cc/Ery26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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